2019年是中国历史上重要的时间节点，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来说也是不平凡的一年。围绕回顾历史、关注当下与展望未来的学术议题，学界组织了形式多样的专题研讨会，学术期刊也刊发了系列文章。学者们聚焦历史、时代与文学的关系，对中国现当代文学领域的重要理论..

　　2019年是中国历史上重要的时间节点，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来说也是不平凡的一年。围绕回顾历史、关注当下与展望未来的学术议题，学界组织了形式多样的专题研讨会，学术期刊也刊发了系列文章。学者们聚焦历史、时代与文学的关系，对中国现当代文学领域的重要理论问题展开深入探讨，在达成共识的同时也提出了新命题和新思考。

　　考察70年研究成绩

　　历史地看，新中国70年文学研究在曲折中不断前行，并逐渐建构起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话语体系。张福贵的《当代中国文学研究话语体系的建构》分别从“国家集体话语”“社会个人话语”“民族人类话语”的体系建构来探究当代中国文学研究的演进过程，倡导从历史逻辑、实践逻辑和理论逻辑融合的高度总结历史规律、把握历史趋势。李永东的《中国现代文学的中国话语建构》认为，中国现代文学开创了现代中国的话语体系，其核心观念可归结为“民族国家的发现”“人的发现”和“阶级的发现”。三者的协商互动，形成了现代文学的中国话语模式，为解决现代文学学科的诸多问题提供了方向。在寻绎现当代文学研究轨迹和话语模式时，丁帆、赵普光的《历史的轨迹：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七十年的实证分析》另辟蹊径，引入经济学方法，以论题词的频率、分布、集中程度等数据分析，客观、立体地呈现出70年来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若干侧面。

　　应该说，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折射出现代中国历史的发展演进轨迹。谭桂林的《与时代对话中的知识谱系建构》提出“知识谱系生成与时代的对话”的观点。他认为，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编撰实现了现代知识谱系的定型，形成了以“革命性”“现代性”“民族性”和“世界性”为内核的理论话语模式。孟繁华的《建构当代中国的文学经验和学术话语》将中国当代文学研究分为“社会主义文化空间的构造”“文学史观念的对话与建构”“当代中国文学经验和学术话语的整合”三种历史形态，认为其集中表达了中国当代文学史构建中国文学经验和学术话语的努力。

　　审思现代文学传统

　　五四新文化运动迄今已逾百年。回望五四文学，以整体的、辩证的、历史的眼光来审思现代文学传统是2019年度现当代文学研究的另一重点。温儒敏的《“五四”辩证》倡导在整个中国大历史的格局中评价“五四”，认为“五四”既颠覆传统，同时又在赓续传统、再造传统。陈思和的《士的精神·先锋文化·百年“五四”》认为，新文化运动是一场中国传统文化自我涅槃的文化复兴，它与世界性先锋运动同期发生，又具有独立而鲜明的中国特征。郜元宝的《走出百年文学的两极摇摆》探析了“五四”作家处理“文章”和“实用”关系的不同方法，认为五四新文学的价值在于融通“文学”与“实用”，“艺术”与“人生”的复杂关联。

　　文学传统是在文化更新过程中形成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开启了中国文学的现代传统。孙郁的《五四新文化人的话语方式》认为，新文化运动是一次文化自新运动，新文化人所表述的思想主要体现在“改良话语”“批判话语”和“自审话语”三种形态上。这些话语类型为现代学术与现代文学树立了方向性的路标。刘勇的《五四新文学何以“现代”》认为，现代文学之“现代”恰恰在于它所开启的传统是“新”的，在于它所面临的完全不同于古代的新形势，及在这种新形势下对新问题展开的思考。

　　五四新文化运动促进了思想与语言的现代化，两者合力推动了中国文学的现代转型与发展。王本朝的《白话如何成为新文学》认为，正是由于白话文在语言和思想上的双向发力，才使新文学获得了殷实的成果。高玉的《比较视角下的当前中国文学优势与困境》从语言本体论视角出发阐释当前中国文学发展前景。在他看来，语言既是工具也是思想本体，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发展与语言的现代化变革密切相关。

　　聚焦“茅奖”获奖作品

　　2019年，第十届茅盾文学奖评选出5部获奖作品：梁晓声的《人世间》、徐怀中的《牵风记》、徐则臣的《北上》、陈彦的《主角》和李洱的《应物兄》。围绕获奖作品展开的研究是2019年度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又一热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