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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文体创作打开沈从文的沪上心路

2022年11月04日 10:44:21 来源:www.fndpw.com 作者:吴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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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文体作家”坐镇文坛的沈从文,他的作品融合了中国古典文学的含蓄雅致与西方现代小说的夸张奇幻,用文字给

以“文体作家”坐镇文坛的沈从文,他的作品融合了中国古典文学的含蓄雅致与西方现代小说的夸张奇幻,用文字给予感官上的震撼。在上海的三年,其作品呈现出多向度的变动与起伏,在小说文体上进行着多种尝试与实验。

一、散文化小说

散文化叙述手法是沈从文早期小说中最突出的艺术特征之一。小说的散文化现象在鲁迅的《故乡》《社戏》等作品中就已萌芽,很大原因在于作品的叙述视角多为“第一人称主人公叙述”。这种“我即人物”的叙事方式使得叙述者“我”需要投入一部分的感受与思想而不是作为一个全知全能者凌驾于文学世界中。

沈从文在北京初期创作的小说大多都以随笔的形式记录求学生活或湘西往事。例如讲述茂林一家日常对话的《夜渔》,记录代狗与爹爹老欧农村生活的《代狗》,还只停留在一种特殊民情、风俗、自然风光的表象的展览,未有形成文体一说。而到1928至1930年,沈从文在上海时期创作的作品中,逐渐形成了沈氏散文化小说的文体。

(一)情节弱化

以1928年初创作的回忆性质的短篇小说《卒伍》举例,我们能直观感受到沈从文在处理情节的推进上有着自己对文学的感受——小说情节不再依靠激化人物矛盾在达成,而是用散文式的语言,弱化情节与结构,强调人物的内心意识。

小说回忆了“我”在七月十六日入伍前两天内发生的故事:十五日与同伴一同洗澡、爬树、捉蟋蟀,后来被母亲带着认识了一位叫莲姑的女子,与她产生了暧昧懵懂的情愫。通篇以第一人称限制性视角叙述,按时间顺序铺展情节,并以叙述者“我”的过去回忆与现实反省为节点。一切故事的发生与转变都随“我”的知觉、记忆而任意游走。在这条涓涓细水的流淌过程中,小说的情节能脱离人物关系中的矛盾冲突而实现自洽,情节被作为一种“情境”,几乎全部都依附于叙述者“我”的情感体验。

沈从文用“我”的情感变化去强化情节上的起承转合。开头将情绪锁定在了无奈、不舍等离家愁绪中。随着“我”回忆下河洗澡的往事,情绪被带入到一种叛逆后的狂喜中,并且当下的“我”和在场的“我”两者的情绪互相交织。一面回味着过去的酸甜苦辣,一面反省和总结过去的自己。当回忆“我”被母亲带着初见莲姑,与其交往中,作者也制造了多处情感的起伏,由“我”因好斗蟋蟀而不愿去莲姑家时稍许的反感和排斥,再到后来“我”因进花园看金鱼而遇见莲姑时心中渐生的羞涩与欢喜,最后跟着母亲返家后再次陷入了离家入伍的现实苦恼中,又回到了悲伤的氛围中。情节的变换与“我”的心理变化相互牵引,弱化了原本情节需要依靠人物矛盾来推进的创作原则。

(二)人物虚化

散文小说的另一个特征为小说人物的虚化,也可以说是人物去中心化。在《石子船·后记》中,沈从文对自身的写作经历总结道:“照一般说法,短篇小说的必需条件,所谓‘事物的中心’‘人物的中心’‘提高’或‘拉紧’,我全没有顾全到”。

在小说《石子船》中,人物姓名往往非常简单,或用简练的身份代替,或用带有湘西特色的名字命名,例如“艄公”“喜保”“八牛”“姑母”等。同姓名一道隐去的还有人物所处的社会背景。在《还乡》中的老人通过与叙述者“我”的交谈后渐渐认出“我”,然而作者却将二人的关系,与老伯的外貌、职业等个人信息都刻意隐去,让读者通过对话内容与周遭氛围做推测。

在《渔》和《道师与道场》中,也可看到作者类似的虚化手法,在使用大量的人物对话的同时,对周围的环境做细致描写,但未曾过多涉及人物的外貌与动作,对话的主体却隐藏于背景之中。

沈从文对人物的虚化处理,本质上是意图毫无保留地暴露人性中的存粹。在写法上采用纯对话或心理活动,或凭作者的陈述,放大人类的情绪,从而展现一种真实而存粹的生命形式。

二、诗化小说

在“五四”新文学运动“反传统、反儒教、反文言”的思想主导下,小说整体上洋溢着自由、个性、科学的理性人生观。而西方小说在现代化过程中对句式结构的大胆运用,对文字表现力的彻底挖掘,对传统的解构-重构,推动了中国小说理论的现代化。处在这样中西交汇的新文学观中,沈从文的诗化小说可以说是他鲜明个人风格的旗帜。

早在上世纪20年代末期,其小说的诗化现象就已经透露出以抒情作为文学本质的创作观,慢慢发展为“独抒性灵”式的文学自由主义和形成个人独创性文体风格的必然因素。沈从文小说的诗化现象不仅是一种时代性的文学尝试,更被他消化、生成为具有个人风格的写作文体。

(一)句式构造的音律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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