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著名媒介批评家，技术悲观主义学者尼尔波兹曼曾说道：电视是一项广泛的社会决策，它使儿童在成人世界中在场。他意在批评电视这种在当时是时髦新颖的媒介打破了先前印刷媒介主导下成人世界和儿童世界相对隔绝的状态，引发了“童年的消逝”。但关于成人与..

　　编者按：著名媒介批评家，技术悲观主义学者尼尔波兹曼曾说道：电视是一项广泛的社会决策，它使儿童在成人世界中在场。他意在批评电视这种在当时是时髦新颖的媒介打破了先前印刷媒介主导下成人世界和儿童世界相对隔绝的状态，引发了“童年的消逝”。但关于成人与儿童的划分似乎并不能因为呈现载体的不同而机械划分，如果声称儿童文学的读物，呈现了一些儿童难以理解的或者是误导性的内容，或许由于“成人世界的元素“在“儿童读物中在场”，同样会导致难以预料的影响。

　　再度炮轰曹文轩，

　　起因还是“注水”的销售榜

　　6月8日，童话大王郑渊洁在其个人微博公开发声，拒绝曹文轩担任编委会主任的书目收录其任何作品，除了对曹文轩的不满，郑渊洁还在随后的声明中强调作者不能在一家出版社的授权期内对另外一家出版社授权出版其作品，认为从法律的角度而言同时授权两家出版社出版作品是不合法的。

　　这并不是郑渊洁第一次对曹文轩表达不满，早在去年4月，郑渊洁就在个人微博发表文章《质疑安徒生奖得主曹文轩频繁到小学卖书》，文章提到，曹文轩之所以能够在第13届童书作家榜居于第三位，是因为其本人频繁地“打着讲课的幌子去校园兜售童书”,并且学校还强制性要求学生征订书籍，因此这份榜单是“注水”的，他本人也拒绝上榜。

　　文章还呈现了一封郑渊洁在2016年写给时任教育部部长袁贵仁的公开信，信中表达了对于“打着讲课的幌子进校园，书商伙同校方强制卖书”现象的忧虑，同时呼吁作家不要去校园销售自己的书，应该给孩子自由选择图书的机会。

　　如果单就“打着讲课的幌子进学校卖书”并且学校伙同书商强制买书这件事，无疑是应该受到指责的。在去年的讨论中，曹文轩作品到底适不适合儿童阅读成为了焦点。

　　急功近利的营销之外，

　　内容才是儿童文学核心议题

　　事实上，早在2016年，微信公众号“新京报书评周刊”就发表了一篇《曹文轩儿童文学中的“性别观”落后国际社会多少年》一文，作者认为曹文轩的儿童文学作品中“女孩子纤薄得就像肥皂泡，美丽而飘渺”。“读者人物名字中的意向符号与其形象特点将保持一致而非有意构成二者之间的反讽关系”。

　　作者从一种女性主义的视角批判曹文轩的一系列儿童文学作品，认为文中的女性群像不过是迎合了男性视角的对于女性的“利他主义期待”，因此，尽管故事中的女性大都是纯净而美好的，但这些美好都是作为男性欲望的客体而存在。

　　紧接着，曹文轩在回应该文章时，说到：“把那么大的女权主义理论那么简单的用在儿童文学上，合适吗?用得着吗?”并且还借安徒生的“卖火柴的小女孩”为例意在说明作为世界知名的童话大师，安徒生的故事里女孩的形象也是柔弱的。

　　实际上，我们会发现，在这一系列的争论与回应中，真正应该关怀的主体——儿童是缺席的，既然我们声称一些过去被褒扬和推崇的作品不适合儿童，为什么不实际调查一下这些作品的目标读者群体——儿童呢。

　　比如问一问他们读没读完这些书，如果老师不要求会不会主动去读，读了之后有什么想法，是否觉得女孩子就应该是纤弱的，被保护的，还是更多元的形象，以及，还爱读什么其他的书。

　　当然，我相信这样的工作一定有人在做，并且会更系统，基于更专业的理论知识在进行调查，但问题又在于，为什么这些本应被家长，被儿童，被老师看到的调查和建议，没有理所应当的出现在他们的面前，取而代之的是粗暴的推荐：各种奖项，各种头衔，各种专家委员会拟定的必读书目，被多少万儿童读过，等等等等。

　　花花绿绿的腰封，甚至已经烙在了封面上无法摘下，家长和读者没有更多的获取建议的渠道。

　　如果真正尊重儿童，尊重这些读者，就应该让他们发声，即使他们不能完整地认知社会，但他们应该拥有发言权。

　　事与愿违的七种宣传技巧，

　　读者需要对权威祛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