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剧、日漫尚未流行的年代，人们通过文学作品消除与全世界的文化时差。 　　5月25日，中国作协副主席、作家李敬泽，《世界文学》杂志主编、诗人高兴，上海作协副主席、作家孙甘露与评论家张定浩做客上海幸福集荟，就“文学，如何让我们与世界相连?”展开一场精..

　　在美剧、日漫尚未流行的年代，人们通过文学作品消除与全世界的文化时差。

　　5月25日，中国作协副主席、作家李敬泽，《世界文学》杂志主编、诗人高兴，上海作协副主席、作家孙甘露与评论家张定浩做客上海幸福集荟，就“文学，如何让我们与世界相连?”展开一场精彩纷呈的交流。本次活动也是译林出版社30周年社庆主题活动之一。

　　“文学，如何让我们与世界相连?”交流会现场。

　　通过文学，最初遇到了怎样的世界?

　　高兴坦言，他的人生轨迹因文学而改变。“我们这一代人出生在上个世纪60年代，相对单调而灰暗的年代，那时候哪怕有点点文学诗意的东西都会通过各种缝隙渗透出来，影响到我的人生。”

　　他回忆，当年少有的几部外国电影以露天电影的形式呈现在他们面前。“露天电影当然也是文学的一种类型。我们最初看的东欧电影是《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里边哪怕是地下工作者的接头暗号，在我们看来都是最初的诗歌，是英雄主义、浪漫主义紧紧结合在一起的诗歌。”

　　高兴至今记得一个情景，就是他在一部罗马尼亚彩色故事片中第一次看到了一个穿着泳衣在沙滩上奔跑的女孩。“穿着泳衣在沙滩上奔跑在现在看来是极其寻常的一件事，但在当时——1960年代末1970年代初，这样的镜头对我们绝对构成革命性的冲击。我突然看到了另外一个世界，原来世界还可以是那样的，原来个体和个体是如此的不同，原来女孩可以呈现出那么美丽的一种状态。”

　　李敬泽也回忆，小时候楼上有个漂亮小姐姐，后来搬家走了，给他留了一小纸箱的书。其中有一本书薄薄的还带插图的《吹牛大王历险记》，是他最早的一本外国文学书。

　　“这书我估计现在的孩子也没觉得特别了不起，但是对我来说特别重要。那个时候我大概也就五六岁，特别爱看，反反复复地读。”李敬泽感慨，现在想来，这个书不仅告诉他“人是可以吹牛的”，更重要的是让他发现了“语言是可以创造现实的”。

　　“就是我是什么样，世界是什么样。语言原来可以创造出一个世界，而且创造得这么有趣。所以我后来做文学，主要还是中了《吹牛大王历险记》的毒。”

　　《歌谣集》、《雪莱诗集》则是让孙甘露至今记忆深刻的书。“那时的书不像现在书店里读者看到的那么漂亮那么崭新，有的没有封面，有的没有封底，有的纸张像棉花一样很软很软。”他说，“实际上当时读得半懂不懂，可能也是因为它的语言。我们知道诗歌翻译过程中有很多转化，失去了一些东西，也创造了一些东西，但当时我不可能像今天这样去理解。”

　　儿时孙甘露还读了苏俄文学，如《青年近卫军》《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还有车尔尼雪夫斯基、托尔斯泰等今天大家耳熟能详的那些作家的作品。“实际上，在那个年纪，我对这些文学作品的理解肯定是非常有限的，我仅仅是把它们作为外部世界的景观。”孙甘露说，“但我觉得，外国文学进来以后，对我们理解自身产生很重要的作用。我们小时候非常闭塞，世界对我们来讲大概就是上海，还不是今天这么大的上海。外国文学改变了我们关于世界的认知，它的尺度、时间观念、家庭关系等等，虽然那时半懂不懂，但是让我领略到了在我们日常经验之外还有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

　　世界文学成为日常性的东西

　　张定浩说，我们都是通过翻译文学了解更大的世界。“我们有几次翻译浪潮，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浪潮、1980年代翻译文学的浪潮，进入新世纪以来我觉得又进入了一个新的浪潮。”

　　高兴特别说起了1980年代，因为那是他心中非常美好的时期。“在那个年代，文学阅读还处于社会生活的中心，换言之社会生活还没有丰富到有其他东西可以替代文学。”

　　比如那时若有什么外国文学要出了，人们会在北京王府井书店连夜排长队。高兴就曾为了买到自己心仪的一本书，从前一晚排队到早晨八九点开门。